萧龙士艺术馆交流平台

“江淮画派”从者千余人，播及苏、鲁、豫、沪等地。
      在民国时，徐淮地区人们喜好书画，亦蔚成风气，涌现一大批书画人才，美术理论家王子云，著名雕塑大师刘开渠，广州美院教授王肇民，旅法先锋派画家朱德群，中央美院教授李可染、王青芳及当代绘兰大师萧龙士。他们举办画展，组织画会，培养美术人才。解放前萧县的“东方画会”，徐州的“中原艺社”，宿县的“皖北书画社”等。解放后此地画风日盛，其中萧县被评为全国著名的“书画之乡”。仅萧县一地能画者达1800余人，达创作水平者500余人，作品被专业刊物选用者140余人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，在江淮大地上出现一批笔墨取向一致，个性气质相同，以大写意为主的画家群体。萧县的萧龙士，刘惠民，徐州的李可染，宿州的梅雪峰，梅纯一，阜阳的张贞一等。李可染是萧龙士的同乡、好友，同为齐白石的门生，其晚年蛰居徐州“师牛堂”，同门李苦禅、许麟庐、娄师白多往来于徐淮间，授道访友，为江淮画派的形成推波助澜。随着萧龙士的名望日隆，四方丹青之士登门求教，又有一批以萧龙士为代表，擅大写意的一批画家相继。他们绘画风格一致，创造手法相同，师承关系明确，有着统一的思想认识、艺术见解和审美情趣，并对中国大写意花鸟画有着良好的继承和卓越的创造。北京的冯其庸、卓然，南京的杜方平、合肥的郭公达、韦书林、周彬、丁培生、王守志，淮北的纵横、王庆彬，宿州的薛志耘、王少石，萧县的刘惠民、郑正，徐州的学生最多（徐州是江淮大写意画派发祥地），欧阳龙、赵松原、刘梦笔、王寄舟、王明泉、等，蚌埠的邵健，马鞍山的邢齐山，滁州的薛中兴，六安的牛玉岗，及萧龙士的三子萧承沛、萧承霭、萧承震等。一时仅萧龙士学生、弟子达千人，他们围绕在萧龙士先生的身边学习、探索大写意花鸟画。江淮大地，莫不“家家荷花、户户幽兰”，学者景从，遂成派系，以萧龙士为代表，以李可染、刘惠民、梅氏父子为中坚的“江淮大写意画派”，亦名动一方，誉扬海外。其时郭公达的泼墨云山，葛庆友、高书林的山水，卓然的狮虎，朱沛然的奔马，李百忍、张翰的草书，均不同程度地受江淮大写意风格的影响，各有成就。
      萧龙士一生在绘画理论上总结的“五要”、“十不”一直被江淮画派奉为圭臬，是江淮大写意画派绘画的理论基础。“重而不浊、淡而不薄，简而不略，草而不率、轻而不浮、艳而不俗、媚而不妖，黑而不恶，粗而不霸、细而不弱”。这是萧龙士先生根据长期大写意绘画实践，探索总结写意花鸟的十个“不”字。在理论方面，他精研 “六法”，还提出中国画“五要”：要讲究笔墨、要有内美、要有变化、要脱俗、要有精神。他还说“作画要有形、有神、有情、有趣，乃可观也。要脱俗，一俗就没有多大出息。要有生活，有时代气息。写意画，要厚重，只有厚重的功力，才有厚重的笔墨，字画才有看头”。
       而在今天，中国画的多元化，导致中国画的边界越来越模糊，越来越远离中国画。激进者甚至要革宣纸的命，革笔墨的命，革写意的命。荷兰女艺术家海伦曾这样说“我非常眷恋传统中国画，在一片创新的氛围中，我感觉到了中国画的变化，我呼吁中国的同行们要保持传统中国画。”可谓旁观者清矣！“笔墨之通，方为学画之始矣”。如何守住传统，走出新路，这是一个大家应该共同关注的问题。著名美术评论家郎绍君则认为：迄今为止，传统中国画仍是最为完美的中国画形式，它仍在采取渐进的方式流动或演变。可以这样说，丢弃传统笔墨，就等于丢弃了中国画的灵魂。“兵无利器难称雄，不学传统空唐突”。（赖少其）
      江淮写意一地的画家，他们重传统，重笔墨，其个性、气质、学养、追求无不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之上。他们的创作源于生活，源于自然，源于内心深处的朴与真。传统是流，生活才是源。“还是传统的东西最耐看，要看如何从传统中走出来。”（陈传席语）现在相当多的一些画家，只把写意当作一种绘画形式，只重笔墨，不重生活，只知临摹，不师造化。使作品越来越空洞，僵化。著名画家傅抱石在1942年《壬午重庆画展自序》中讲“重技法而远自然，重传统而忽视自己，强理日促，藩篱日厚，相沿成习，焉得不日渐僵化”。江淮画派这一群体，他们有着开阔的生活视野，深切的人生感受，丰富的文化积淀和扎实的传统功力，努力继承、发扬传统的中国写意画。萧龙士曾说：“作画当以意造型，写意不仅是中国画的一种表现手法和风格，而是中国画特有的美学原则”。继承是为了创新，为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，而“近百年来的花鸟画，有了新的发展，有了自己的时代特征，划然出现一代新风，影响所及，直到现代使花鸟画有更丰富的传统可以借鉴学习”。
      综观中国画的花鸟画，从“徐黄异体”，到文同、苏轼的写意出现，至“青藤”、“八大”、“扬州八怪”的大写意，再到“南吴北齐”，到萧龙士，到“江淮大写意画派”已成为环环相扣，不断变革的美术史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。因此宏扬“江淮画派”，发扬传统中国写意画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。